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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12月9日-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tài)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增長階段轉換出現(xiàn)的正常現(xiàn)象，符合發(fā)展規(guī)律，而且增長質量總體穩(wěn)定且有所改善，不必過分擔憂通縮風險。中高速增長的探底過程有可能在一兩年之內完成?！眹鴦赵喊l(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劉世錦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并不意味著少作為甚至不作為，調結構、轉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氣力，有更大作為。我國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 經濟增速放緩是正?，F(xiàn)象 《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后，最近兩三年出現(xiàn)了放緩勢頭。怎么看這種現(xiàn)象？ 劉世錦：這是正?，F(xiàn)象。2010年，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隊做過一項研究，注意到二戰(zhàn)以后幾十個發(fā)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yè)化進程，但多數(shù)沒有成功，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 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也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時，無一例外地出現(xiàn)增長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于是我們對中國也做了幾種不同的測算，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在2013年-2015年將會到來。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增長階段轉換期，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在四年前，對這一觀點，多數(shù)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速度怎么可能下來呢？ 從實際情況看，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事實上已經進入了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4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1000國際元，而東部沿海發(fā)達省份前兩年已經達到了，所以會看到東南沿海的經濟回落率先發(fā)生。這正是現(xiàn)在所講的“新常態(tài)”的一個表現(xiàn)。 《21世紀》：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等13個經濟體基本是小型經濟體，他們的發(fā)展規(guī)律會適合中國嗎？ 劉世錦：高速增長后的回落，從長期歷史看，主要由人類已經發(fā)明和使用的技術及其決定的供給需求等因素決定的。這種規(guī)律在大小經濟體之間沒有顯示出引人注目的差別。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基本都實行開放政策和出口導向戰(zhàn)略，它們自身雖小，但與更大范圍的國際市場融為一體，也可以分享類似中國內部各地區(qū)同樣的優(yōu)勢。從國際上看，有些小國比如瑞士、盧森堡、北歐諸國等，收入水平都不低于或高于美國等大國。 《21世紀》：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人均收入相當于美國當時多大比重？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相當于美國多大比重？ 劉世錦：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當于當時美國的21%，此后日本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目前人均收入也與當年日本與美國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國還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這種說法初看起來似有道理，其實混淆了不同國家發(fā)展階段的差別。舉個例子，一個人跑得最快的年齡是20-40歲，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伙子，而美國已經到了100歲，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當于美國的21%。此后發(fā)生了日本高速增長20年的故事。而當下的中國，雖然人均收入也相當于美國的20%左右，但此時美國已經200歲了，中國也40歲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再做個比較，中國目前進入增長階段轉換，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增長放緩相比，按麥迪森方法計算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水平大體相當，是11000國際元左右。換言之，日本也是在40歲時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的。用后發(fā)經濟體與美國等先行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比重，來估計后者的追趕速度，在邏輯和現(xiàn)實中都是有問題的。中國在40歲以后仍會追趕，但速度和方式將與此前大不相同。 中國經濟結構在發(fā)生積極變化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經濟結構調整出現(xiàn)積極變化。您認為，我國的經濟結構出現(xiàn)哪些積極變化？ 劉世錦：增速放緩僅僅是一個表象，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發(fā)生具有長遠意義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常講的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工業(yè)為主、投資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等，正在發(fā)生轉折性的變化。第三產業(yè)的比重在去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yè)。消費的比重前年已經超過投資，去年有所反復，今年又超過了投資。出口在過去經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但最近兩年增速已經在下降，我們估計以后會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負的增長。原因主要不是國際需求的變化，主要是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環(huán)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匯率水平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 另外，在經濟轉型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最近一兩年，我們觀察到了一些積極變化。 經濟增長對就業(yè)的吸納能力在提高。雖然還存在結構性就業(yè)問題，但總體上，就業(yè)壓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還有“招工難”的問題。 企業(yè)盈利水平趨于穩(wěn)定。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一點，因為中國經濟過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經濟，當增速下滑時，企業(yè)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兩三年，大家會看到企業(yè)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兩年已經趨于穩(wěn)定。今年1-8月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利潤增長速度達到10%左右。 財政收入雖然有所波動，有些地方出現(xiàn)了多種困難，但總體保持了穩(wěn)定增長的態(tài)勢，今年1到8月也達到8%的增長幅度。 除此之外，隨著增速回落，金融風險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領域問題還比較突出，但并沒有突破底線，沒有出現(xiàn)全局性、系統(tǒng)性風險，總體還在可控范圍內。中國抵御風險的實力和能力在全球范圍看還是相當高的。 最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穩(wěn)定增長。 從這幾方面看得出，雖然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問題，但沒有出現(xiàn)不可收拾的大問題，這對處在轉型期的經濟來說，確實難能可貴。特別是結構轉換加快和增長質量改進，對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持續(xù)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 《21世紀》：中國經濟既有增速放緩的一面，也有增長質量改善的一面?？傮w上您如何看呢？ 劉世錦：總體上看，第一，增速放緩是正?，F(xiàn)象，體現(xiàn)了經濟增長的規(guī)律。前面已經提到，在國際上，其他成功追趕性經濟體在人均收入到11000國際元時都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還沒有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國能夠到了11000國際元時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國比較充分地發(fā)掘了人類社會所提供的工業(yè)化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實際上是成功的標志。 第二，這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當?shù)仡I導就講是他們主動調控的，言下之意想讓它上去還能上去。能上去嗎？恐怕不行了，因為潛在增長率下來了。 第三，從國際范圍看，如果今后一些年中國能保持6%-7%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沒幾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從中國角度講是中等速度，國際上講仍然處于高速度，所以稱其為中高速增長。 第四，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但增長基數(shù)是在持續(xù)增大的。2000年對應的新增量是1000億人民幣，2013年是5000-6000億人民幣。這就很容易明白為什么這兩年就業(yè)形勢還不錯：2005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yè)是80萬人，2013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yè)是170萬人。所以中國的新增量還是很大的，市場潛力、市場前景是廣闊的，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經濟不行了。 最后，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實現(xiàn)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按照現(xiàn)價美元計算的中國GDP總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后一兩年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相當于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 總之，盡管中國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結構調整和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有些方面的進展是突破性的。我們對整個形勢應該持樂觀積極的態(tài)度。 經濟探底還未完成 《21世紀》：那么， 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還會繼續(xù)下滑嗎？ 劉世錦：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過程，目前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中高速增長的“底”或經濟學上說的均衡點是多少，現(xiàn)在還沒有探明。 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一般到年中會有反彈，這時樂觀的判斷就多了一些，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又會重回高增長軌道。我們的判斷是不會的，只是由于預期改善、存貨調整引起的短期反彈，因為探底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一直是持續(xù)的。 什么時候探底才算結束？這里有一個簡化的分析邏輯。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高投資主要有三項：基礎設施一般占20%-25%，房地產是25%左右，制造業(yè)是30%以上，三項合起來占投資的80%-85%。三項中間，制造業(yè)投資又依賴于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所以，中國經濟增速要落下來，主要是投資要落下來，通俗地說，也就是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這三只靴子要相繼落地，中高速增長的底也就見到了。 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都基本觸底了。接下來就是房地產能不能觸底。房地產今年已經出現(xiàn)了拐點，有的說是周期性的，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根據(jù)我們的研究測算，構成中國房地產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萬套，這個數(shù)字在今年已經達到了，這個點達到后，房地產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續(xù)一段時間后還要回落。所以我們明確提出，這次的拐點不是短期的拐點。房價問題很復雜，區(qū)域性差異明顯，但總體上看中國房地產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xiàn)了。我們希望房價能夠逐步的下來，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時間換空間，能夠實現(xiàn)軟著陸。 總之，當房地產這只靴子落地后，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底”就基本探著了。所以十三五期間將是新常態(tài)形成并得以鞏固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爭取平穩(wěn)較快地轉入新常態(tài)。 《21世紀》：市場上也有觀點擔心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已經低于潛在增速，有類似1998-2001年通縮的危險。您怎么看？ 劉世錦：中國近幾年增速放緩，是由潛在增長率下降引起的，屬于正常的增長階段轉換。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xiàn)實際增長率高于或低于潛在增長率的情況，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所要關注和應對的。 至于目前是否已經出現(xiàn)通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近期就業(yè)尚好，企業(yè)盈利、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還未出大的問題，還不能得出已發(fā)生通縮的結論。 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屬于結構性的中長期問題，不是簡單放松宏觀政策就能解決的。相反，如果刺激不當，還可能加劇產能過剩。 當然，近一兩個月份企業(yè)盈利降幅較大，需要引起關注。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將其負面化。當增速出現(xiàn)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復短期平衡，并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增長質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21世紀》：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在增速回落時，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么中國未來的中高速會是多少？ 劉世錦：中國由高速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后的均衡點是多少，還需要觀察。從目前看，7%-8%的增長率大概是穩(wěn)不住的，還會有一個探底過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規(guī)模持續(xù)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會產生“數(shù)字幻覺”?，F(xiàn)在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于本世紀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當于那時的好幾個百分點。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觀，而且是持續(xù)增長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后勁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態(tài)下要確立發(fā)展質量導向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fā)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為什么現(xiàn)在要強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fā)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劉世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當增長速度放緩后，再不重視增長質量，即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新常態(tài)下必須旗幟鮮明地確立增長質量導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形勢下的發(fā)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fā)展，最重要的是順應發(fā)展規(guī)律，在轉入中高增長期后，切實以提高增長質量為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 《21世紀》：具體而言，我們應當提高經濟發(fā)展質量？ 劉世錦：以增長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新常態(tài)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以往存在著“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重視并切實抓好增長質量，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增長質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難以維持。質量指標優(yōu)先，以增長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諸多關系，實現(xiàn)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xù)性的增長。為此，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tài)下增長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yè)可充分、企業(yè)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huán)境可持續(xù)”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增長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后，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說，適應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增長質量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增長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qū)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增長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杠桿，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yè)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就業(yè)增長。保持與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qū)間并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zhàn)性的要求。 《21世紀》：以增長質量為導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著力點是什么？ 劉世錦：堅持增長質量導向，今后一個時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后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著增長環(huán)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yè)、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增長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從國際經驗看，不論是老牌發(fā)達國家，還是后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后，大都曾出現(xiàn)了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難以恢復。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其它時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們守住了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wěn)轉入中高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說，我們也將創(chuàng)造出現(xiàn)代經濟發(fā)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 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有種觀點認為，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這種潛力的發(fā)揮。換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的理解并不準確。改革與增長的關系相當復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確實能夠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寬準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固然可以帶來投資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后，把資金用于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將會大大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由此說來，增長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開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而打牢提高增長質量的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tài)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同時也是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拓健康穩(wěn)定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新局面。（記者 王爾德 編輯 耿雁冰 孫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