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統(tǒng)一中國后，在經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農業(yè)生產上實行了均田法與租調徭役，從而解放了農業(yè)生產力。農業(yè)豐收后，又采取置倉積谷，預防荒年。當時倉有兩類，一類是官倉，另一類是義倉。官倉防大災，義倉可防小災，這種積谷防災法起到一定作用。手工業(yè)生產技術有進一步提高，造橋術和造船術發(fā)展很快，趙州氵交河上的安濟橋“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當時造船高45尺，長200尺，起樓4層，船體堅固，能載重，說明當時有一種特殊的技術。當時商業(yè)南方比北方發(fā)達，各地需要的商品，都可供應，可見當時商人囤積的貨物之多。
到了唐朝，農業(yè)生產比較興盛，這主要與均田變?yōu)榍f田以及租庸調變?yōu)椤皟啥悺笔怯嘘P系的。當時受田的農民，一個丁繳一份租賦，服一份徭役，每丁每年納粟2石（擔），叫做租；納絹2丈，另外加綿3兩或麻3斤，叫做調；每年無償勞動20天，不需要勞役時，每天收絹3尺，叫做庸；如果需要增加服役日數(shù)，加15天免調，加30天租調全免。唐朝的手工業(yè)，有官營、私營兩種，官營手工業(yè)產品供朝廷使用，私營手工業(yè)產供商賈買賣。當時紡織業(yè)比較發(fā)達，織制品有繚綾、輕容、輕絹、紅線毯；染色業(yè)、采礦業(yè)、造船業(yè)都很發(fā)達；制瓷業(yè)已進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階段，我國最優(yōu)良的瓷器產地江西景德鎮(zhèn)，當時叫新昌縣，磨面業(yè)的磨坊，一般用馬牽石豈，有水利的地方，設水磨；唐朝的印刷業(yè)，已有印刷品的出現(xiàn)，印刷技術已達到較高的水平；造紙技術的提高，已能用紙寫字印字，還有糊窗的紙，包茶葉紙，和做紙錢的紙；當時揚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液，可以制成糖塊。唐朝商業(yè)對交易有無，加強經濟聯(lián)系，以及與四鄰各國的貿易，都有積極作用。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市，是西京、東京兩市；州縣市也是較大的市；離州縣城較遠，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形成的市稱為草市；還有行市、墟市、亥市、集、廟會。唐朝國內水陸交通暢達，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分為東路、南路、西路、北路四條干線；水路交通以揚州為中心，通濟渠是南北交通的總干線；唐朝對外海上交通，仍保持大國聲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暢達無阻；唐朝對外貿易也很發(fā)達，但史書記載“錦綾、羅彀、綢絹、綿布、牦牛尾、珍珠、金、銀、錢、鐵，并不得度西北邊諸關”，從南方海路上來通商的各國，都是較遠的國家，禁令稀疏，貿易往來，完全自由。
五代十國時期，我國北方經濟比較落后，由于戰(zhàn)爭和統(tǒng)治階級的爭權殺戮，北方人口大減，這實際上是對農業(yè)生產力和手工業(yè)商業(yè)生產力的一種摧殘。公元943年后晉出帝天福八年，春夏里有早災，秋冬有水災，蝗蟲大起，境內竹木葉都被蝗蟲吃光；再加上軍事上人為的決黃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產遭到極大破壞。而在當時的南方，經濟一直在緩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個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qū)域：前、后蜀是農業(yè)、工商業(yè)發(fā)達地區(qū)，史書記載，蜀倉庫經常裝得滿滿的，武器、錢糧、金銀、數(shù)以萬計；吳、南唐重視農桑，注意恢復生產，境內粗安出現(xiàn)了相對繁榮的景象；吳越農業(yè)發(fā)達，興修水利尤為積極；楚主要靠賣茶和通商，在一些州縣設立了一些圖務（商店），且運茶到黃河南北，交換衣料和戰(zhàn)馬以獲利；閩以保境息民為立國方針，勸農桑，定租稅，獎勵通商，民眾得到了30年的休整。
我國唐朝時期不僅國內經濟較繁榮，商業(yè)發(fā)達。還是對外貿易最發(fā)達的時期，和四鄰諸國聯(lián)系最密切的時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國鑄造的貨幣，也是在唐朝前后流出最多的時期。
在我國唐朝時，和東南亞各國在經濟、文化上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隨著人員的往來，我國唐朝的財物、錢幣一批又一批地通過海運和陸路，流到了東南亞各國：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蘇門答臘)、墮婆登(今印尼)、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和驃國(今緬甸)都經常派人來我國唐朝，他們帶到中國來的是香料、珍珠、象牙、棉布，他們帶回去的是糧食、金銀、錢幣。當時，唐朝人對東南亞各國帶到中國來的商品非常喜歡，并把它看成是難得的珍品。當時貨幣流出到印度洋和地中海各國。在我國唐朝時期，朝廷在今廣州設有市舶使，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收稅工作，外國商人來中國經商做買賣，只要不違犯當時中國唐朝政府的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當時，中國載著出口商品、食物和錢幣(零花用)的船只，往返航行于波斯灣地中海一帶，據(jù)阿拉伯人蘇萊曼在《東游記》中說，唐朝時中國建造的航海船，特別高大，盡管波斯灣、地中海風大浪高，但中國船只卻通行無阻、安然無恙：所以，現(xiàn)在埃及開羅南郊福斯他特遺址，還發(fā)現(xiàn)數(shù)以萬計的我國唐朝時期的瓷器碎片。據(jù)傳，在今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也發(fā)現(xiàn)有中國唐朝時期的瓷器碎片。 同時在東南太平洋的婆羅洲北部沙撈越地方，也發(fā)現(xiàn)了我國唐朝人開沒的鑄鐵廠；可見當時唐朝鑄造的錢幣，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商人、航海人員購買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流散到了現(xiàn)在的埃及、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國。我國貨幣還流出到我國北方的突厥國及其鐵勒、回紇、拔野古、葛羅祿、等部族。
據(jù)史書記載，造成我國貨幣流出到這些國家、部族的起因有：
一、公元604年之后，隋煬帝當政時期，突厥王始畢可汗，招收了大量中國的避難人，這些人帶著財物和錢幣，逃到突厥去幫助攻打契丹、吐谷渾；
二、公元622年之后，唐高祖當政時期，派人和突厥商議和好，唐朝每年贈送給大批財物、錢幣；三、唐太宗當政時期，與突厥王頡利聯(lián)盟，在往來中大批的財物、錢幣隨著贈送流出；
四、唐武則天當政時期，我國的財物、錢幣等物隨著突厥人經常來到我國內地而大量流出。我國東北方的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國也有我國的貨幣流入。
據(jù)史書記載，造成我國貨幣流出到這些國家、部族的原因有：
一、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高麗國發(fā)生內亂爭權，并派泉獻城到唐朝要求出兵援助，我國先后派軍隊帶著人馬糧食、錢幣等物，先后到達高麗國的平壤等地。
二，公元663年唐高宗龍朔三年，我國派人攜帶糧食、人馬、衣物、錢幣，到達百濟國。
三，新羅國一直和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公元735年一823年期間，新羅人口販子，經常運送奴婢來中國出賣，換走不少財物和錢幣。
四、日本自隋唐以來。一直和我國保持著友好往來關系，公元600年，隋開皇二十年．至公元614年，隋大業(yè)十年期間。日本多次派使者來華，每次往返都要帶走一—批財物、錢幣：到了唐朝，日本對吸收中國文化，非常熱情，經常派出一批批留學生、學問僧來到我國，同時，我國唐朝漢文化的各個方面及佛教的各個宗派，都派人移植到日本。到了唐朝后期，兩國商船來往數(shù)十次。以上這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及經濟往來，每次都從我國帶走大量物品和錢幣。
此外貨幣還流出到我國西北方的西突厥、大食國、吐谷渾，泥婆羅國、西方天竺諸國。據(jù)史書記載，從隋末到唐朝，我國曾派出李靖等大將帶領人馬、糧食、衣物、錢幣。深入到葉谷渾；特別是到達泥婆羅國后，國王見到大喜，優(yōu)禮相待。在我國和西方天竺國的交往中，玄奘法師起了積極作用。公元627年，唐貞觀元年，玄奘法師帶著隨員、糧食、衣物、錢幣從長安出發(fā)，經涼州、瓜州，出玉門關，越過蔥嶺北隅，經過大清池到達碎葉城，渡過葉河、烏滸水、孔道鐵門關(今阿富汗)，穿行吐火羅，越過大雪山，進入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渡恒河，到達摩揭陀伽耶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和烏萇王朝的國主戒日王所建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諾吉城)。在唐朝，從我國長安安遠門，西行上垅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黎河至碎葉進入中亞。這就是當時的“絲綢之路”。我國和中亞西亞的商人、貴族等攜帶著錢幣財務往返于著絲綢之路，是我國當時貨幣流出的主要途徑?？傊瞥俏覈鴼v史上的鼎盛時期也是對外交往的最繁榮時期體現(xiàn)了華夏泱泱大國的風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