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３０日電（記者 李柯勇、侯大偉）面對２０１１年一系列引起廣泛關(guān)注的道德事件，中國社會“道德重建”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除了呼喚良知，還需要什么？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卓澤淵。他認為，應該善于運用法律手段為道德保駕護航。以下是他的談話：
我們走出道德困境靠什么？靠發(fā)揚什么精神，以及美好的召喚，會有一定效用，但是它的有效性不足或者相當有限的。今天，我們面臨道德困境的問題出在道德的自身屬性上，要對癥下藥。
道德本身是模糊的，缺乏明確肯定的屬性；道德還是多元的，不同人也許有不同的道德認識。同時，道德還缺乏外在強制性，最終要通過良知發(fā)揮作用，強調(diào)自律自覺。所以一旦出現(xiàn)道德問題，完全靠道德是難以解決的。
真正能保衛(wèi)道德的是法律。因為法律是明確的，有章可循，有據(jù)可考。法律是唯一的，同時法律還是外在強制的。所以說，法律和道德是相映成趣的、相輔相成的。
道德底線以上的是張揚、是鼓勵，法律不必介入。如果一定要介入，也就是如何予以褒揚的問題。道德底線以下的，則必須法律介入。法律如果能把嚴重不道德的行為打擊了，也就保衛(wèi)了道德底線。所以說，道德的疾病需要法律的藥方來治理。事實上，一些非道德行為本身就是違法乃至犯罪行為，如嚴重的不守信用，是道德問題，也是欺騙、詐騙、違約的違法或者犯罪。
道德張揚的是高尚、是美德、是崇高，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對有些行為，用道德來懲治，就是用高尚來治理卑劣，那是治理不了的，一定要用法律來治理卑劣。所以說，道德和法律應該各歸其位。道德張揚崇高，法律懲治邪惡；道德是一種高尚的善良引導，法律是一種世俗化的懲惡工具。
法律在價值追求上，從來都不保護壞人。只要不是專制的法律、邪惡的法律，在立法者的主觀上一定是保護善良，并追求美德的。
但我們還需要警惕執(zhí)法上的偏頗。有的執(zhí)法者沒有把法律的道德目標體現(xiàn)在執(zhí)法實踐中，這就是法律實施上的悲哀?，F(xiàn)在司法審判越來越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焦點，司法裁判越來越具有社會公共政策的意味。這就給司法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司法人員必須具有道德價值判斷能力。法律要通過懲治邪惡來彰顯高尚，并始終為道德服務。
法律的作用就是裁判是非，從邏輯上講，沒有法律裁判不了的是非。假定“無解也是解”——裁決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都是解，法律是“無所不能”的。如在彭宇案中，法官完全可以分兩段來裁決：第一段是“救”，對救援本身進行道德上的肯定和弘揚；第二段是“撞”，依據(jù)客觀證據(jù)來判定“撞沒撞”，絕不能用“如果沒撞、為什么要去救”這種低俗的道德推論，那樣只會讓道德限于困境之中。
崇高者也許并不祈求得到等額的回報，也不能用等額的回報來引導。但崇高者需要法律保護，因為善良是美好的，也是嬌弱的、脆弱的。如果整個社會都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好人，那么就不會有小悅悅事件中的冷漠者。
立法還需要準確地表達我們的道德追求，要在法律的字里行間，清楚表達道德追求，體現(xiàn)作為人，作為特定時代普遍的核心價值觀。要貫穿在立法的制度設置、程序設計等方面。在規(guī)則制定和程序設計的時候，一定要更加明確其道德的價值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