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8日，法國《費加羅報》發(fā)表對傅瑩副部長的專訪。傅瑩就G20峰會、中法關系、人民幣匯率、聯(lián)合國安理會改革、中日關系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傅瑩是在10月17日出席法國國際關系研究院在摩洛哥馬拉喀什主辦的第三屆世界政策會議期間接受了《費加羅報》副主編ALAIN BARLUET專訪?，F將采訪實錄刊登如下：
記者：G20首爾峰會對中國有何重要意義？
傅瑩：對中國來說，G20是重要的國際平臺，也是個學習的過程。中國積極參加了歷次G20峰會，重視與其它參與各方協(xié)力應對金融危機、分享觀點、協(xié)調政策的機會。當前，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日益上升，G20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無法單槍匹馬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zhàn)。因此擁有廣泛代表性的G20使中國得以更好地理解挑戰(zhàn)，并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應對。
首爾峰會是在世界經濟困境緩解的背景下舉行的。我們認為世界正在一定程度上從危機中走出，然而各種不確定性和復蘇可能放緩的危險仍然存在。我們認為應該利用首爾峰會這一機會，商議如何穩(wěn)定世界經濟。G20峰會是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為了應對危機而召開的，在我們走出危機之際，G20需要從一個危機管理機構轉變?yōu)檫M行長期思考、采取長期措施的機制。
記者：中國考慮如何推動G20的長期化？
傅瑩：G20應保持高效，各方應盡一切努力落實在此前峰會上達成的共識。中國有句諺語，叫“狗熊掰棒子”，也就是掰一個丟一個。
記者：您認為那個方法不對？
傅瑩：當然不對，我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成果，現在就是要落實已有的成果。當前，各方一致同意進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改革應得到落實。如果我們一直徘徊在已經達成一致的問題上，討論就永遠沒完沒了。因此我們應當落實已做出的決定，然后繼續(xù)向前。
我們同時認為G20應改進金融監(jiān)管，缺乏監(jiān)管對金融危機要負部分責任，因此繼續(xù)加強金融監(jiān)管是G20的重要任務。
記者：您希望G20首爾峰會優(yōu)先討論哪些話題？比如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后，有人提出在一個比聯(lián)合國更小、更高效的范圍內討論問題。您是否贊同？還有，您認為是否應在首爾峰會上即開始討論貨幣體系改革這一中國認為敏感的問題？薩科齊總統(tǒng)已將其列為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后的工作議題。
傅瑩：你這一個問題當中包含了很多問題，我一個一個回答。關于第一個問題，我覺得G20不應該變成另一個聯(lián)合國，不能從其關注的中心偏離太遠。G20不應該討論那些已經由專門組織或現有機構負責的問題，不要躊躇滿志地以為G20讓我們找到了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應當專注于G20可以做什么，也就是G20創(chuàng)設的初衷。
關于第二個問題，法國不久將接任主席國，明年我們或許會在復蘇的道路上走得比現在更好，更有條件反思國際金融治理存在的弱點。這并不妨礙我們現在就著手處理金融失察這些最棘手的問題以及一些值得加以關注的問題，例如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機構的代表性，特別是在IMF和世界銀行這些機構的代表性，G20已著手探討這些問題。
記者：您把增加發(fā)展中國家在IMF代表性作為重點？
傅瑩：是的。我們要嚴肅對待這一問題。世界在變化、在發(fā)展。二戰(zhàn)后誕生的國際體系原旨在服務于全球的部分人口，即發(fā)達國家的1２億人。現在30億，甚至更多的人們加入進來。國際機構必須呼應改革的需要，以更好地體現新的形勢，容納更多的人更廣泛和平等地參與世界事務，G20應體現這一發(fā)展趨勢。好在G20成員都認為有必要進行改變。
記者：回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個問題上，法國作為下一屆G20峰會主席國，已將其列為議事日程上的一項重要內容……
傅瑩：法國作為下屆主席國，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非常正確。主席國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提出許多點子供大家討論。法國并沒有說現在提出的觀點是最終版本，不過是作為未來的主席國提出建議，這沒有什么不妥。各成員進行討論，在過程中考慮這些觀點，構筑共識。我們還有一年的時間，到時就能看到就哪些建議能形成共識。G20成員情況差異很大，達成共識不容易。
我想法國作為主席國應當有耐心傾聽各方意見，包括有關貨幣體系改革的意見，G20成員之間以及各成員內部也都會展開討論。你說的很對，現在有不少大膽的想法，中國也會認真對待?，F在回答“是”還是“否”都為時太早。
記者：我聽您的意思，是說對該建議表示歡迎，但仍對具體改革方案持謹慎態(tài)度。
傅瑩：我們歡迎這種積極的態(tài)度。至于建議，現在表態(tài)還為時尚早，首爾峰會還沒開呢，我們可以看看首爾峰會的成果，各成員如何看待這些倡議。
記者：您是否認為G20有助于規(guī)避當前貨幣戰(zhàn)爭的風險？
傅瑩：各國的匯率是主權問題，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國家?，F在中國面對很多壓力，讓我們感覺不舒服，好像中國的匯率問題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但它不是。
不少經濟學家也認為找不到依據說人民幣升值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經濟問題。匯率問題不是，也不應被變成政治問題。從1994年中國進行匯率改革到金融危機前，人民幣升值了55%，但同期中國外貿順差卻上升了。金融危機期間匯率改革暫停，但貿易順差仍然下降。在匯率和順差之間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因為順差是結構性的。我們的貨物貿易是順差，服務貿易是逆差，與美歐貿易是順差，與日韓、東南亞國家貿易是逆差。
中國仍將致力于推進從今年六月重啟的匯率改革，其實質是讓人民幣從基本盯住美元過渡到根據一攬子貨幣進行浮動的更加靈活的匯率體系。
記者：你怎么看待法國與中國的關系？
傅瑩：中國與法國是在2004年建立的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這些年來雙方都為發(fā)展這樣的關系做出努力。我觀察，中法關系的兩個特點，一是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尤其對世界大的發(fā)展潮流看法和主張接近或者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能協(xié)調、合作；二是雙邊的合作內容廣泛、豐富，2004年中法文化年時，埃菲爾鐵塔披上中國紅，讓中國人記憶猶新。當然，雙方交往中分歧和摩擦也是有的，重要的是雙方都同意要多對話與溝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4月，薩科齊總統(tǒng)訪問中國的時候，與胡錦濤主席達成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要建立成熟穩(wěn)定、面向全球的新型中法關系，我們對中法關系是樂觀的，也是有期待的。
記者：有觀察人士認為，與G20相比，中國更青睞有192個成員國組成的聯(lián)合國，因為中國在這個舞臺上的政治運作更好。有些人講中國的決策非常高效，中國的高官一般都得到政府的直接指示。
傅瑩：你其實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和決策過程有關。中國的決策程序是一個構筑共識的過程，非常民主，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參與到討論、辯論、達成共識和決策的過程中。比如我們關于氣候變化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對各種可能性、經濟、人口等多方面考慮的基礎上。像減排這樣復雜的政策背后有很復雜的計算，不可能因為有些人想讓中國變中國就變。我們要對13億人民負責。
我們對聯(lián)合國有信心。聯(lián)合國具有普遍代表性，是最具包容性的國際機構，是就政策議題進行討論不可替代的重要平臺。中國積極參加聯(lián)合國的維和行動，維和行動如果得到聯(lián)合國授權，就會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中國的確在聯(lián)合國內非?；钴S，但聯(lián)合國也不是外交游樂場，我們更傾向于在聯(lián)合國的框架內處理許多嚴肅的國際問題。
聯(lián)合國的確需要改革，因為聯(lián)合國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而且成立以來世界變化很大。事實上，聯(lián)合國從未停止自身改革。維和就是個例子，聯(lián)合國剛開始的時候并沒有維和行動，而如今維和行動得到巨大發(fā)展。在聯(lián)合國的所有改革中，我們認為發(fā)展中國家應當獲得更大的發(fā)言權。
記者：若有朝一日日本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否會同意？
傅瑩：這個不是中國贊成不贊成的問題。日本是中國的重要鄰邦。我們有歷史問題需要解決，但雙方相互依存，并都致力于地區(qū)和平與合作，合作與伙伴關系是問題的關鍵。
記者：中國有沒有任何設想來緩和當前與日本的緊張關系？
傅瑩：中日雙方都存在一個相互認識的過程。在歷史問題上，我和很多中國人感受是相同的，但作為外交官，我知道促進中日關系的唯一辦法在于深化伙伴關系。兩國不應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應當本著公平的精神正視當今的議題。這并不容易，但兩國政府應當心平氣和地對話，以大眾的利益為重。
